台灣從1960年代開始追求現代主義的電影藝術概念也有了一段時候，到1989年的時候也大概發展了將近20年的時間，社會上的各種管道也逐漸充足了。也就是說，電影資料館不再是接受西方電影思潮唯一的管道。

當時社會的環境也逐漸多元了，很多的民間的、當時叫做MTV的這種民間企業開始引進影片了！所以我認為大概也是時候，資料館可以把引進西方電影思潮的任務交出去了，這是當時的環境。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我在國外受教育的時候，逐漸的有一些反思。對於自己的成長背景、與自己成長經驗的回顧。
1950、1960年代成長的這一代，基本上是非常西化的。其實台灣知識分子那種西化、崇洋也其來有自，是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共同的一種發展經驗。也就是說除了政治經濟受到西方的影響之外，他在文化上思想上更是受到西方的影響，所以產生了知識分子對自己的文化逐漸的疏離、異化，反而對自己的文化沒有自信。
這是我們那一代，我認為是一個失根的一代。就是對於西方過分的憧憬、對自己的文化逐漸的失落。一直到我到國外讀書，逐漸地從國外、從校園裡的文化，還有對於第三世界電影的啟發，我大受感動、震撼！

專訪井迎瑞 (二) 搶救電影文物為首要工作

永遠在搶救膠卷的路上，井迎瑞談影像的維護保存

文 / 張怡蓁2012-04-27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註：為加強註解調整圖片位置，另外，本次彙編主要提供地方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參考資料。

張怡蓁：請問當你擔任電影資料館館長時（1989-1997），為何會將較討喜的金馬影展業務轉移出去，轉向以搶救電影相關文物為首要工作？

井迎瑞：我想電影資料館那時候是完成他階段性的任務了。因為台灣從1960年代開始追求現代主義的電影藝術概念也有了一段時候，到1989年的時候也大概發展了將近20年的時間，社會上的各種管道也逐漸充足了。也就是說，電影資料館不再是接受西方電影思潮唯一的管道。

當時社會的環境也逐漸多元了，很多的民間的、當時叫做MTV的這種民間企業開始引進影片了！所以我認為大概也是時候，資料館可以把引進西方電影思潮的任務交出去了，這是當時的環境。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我在國外受教育的時候，逐漸的有一些反思。對於自己的成長背景、與自己成長經驗的回顧。

1950、1960年代成長的這一代，基本上是非常西化的。其實台灣知識分子那種西化、崇洋也其來有自，是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共同的一種發展經驗。也就是說除了政治經濟受到西方的影響之外，他在文化上思想上更是受到西方的影響，所以產生了知識分子對自己的文化逐漸的疏離、異化，反而對自己的文化沒有自信。

這是我們那一代，我認為是一個失根的一代。就是對於西方過分的憧憬、對自己的文化逐漸的失落。一直到我到國外讀書，逐漸地從國外、從校園裡的文化，還有對於第三世界電影的啟發，我大受感動、震撼！

第三電影作為model的話，我看到很多第三世界電影的從業人員、藝術家，一直希望要找尋自己的民族藝術、找尋民族電影。這個東西給我很大的震撼，反而我在國外留學的時候才想到要了解自己國家的電影，就是國語片、國片。可是當我回來以後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了解自己的電影藝術的時候，反而是沒有的，因為那個基礎的工程沒有人做!

整個時代都是學習西方電影的思潮、歐美的電影美學、歐美的電影藝術。所以我們對於西方的電影，導演也好、片名也好，朗朗上口。 對於自己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我們竟然是一無所知!所以這個東西對自己產生了很大的警覺，這個是最大的動力。

有機會進入校園裡教書，然後之後到了國家電影資料館。我覺得應該開始要回歸自己的文化的土壤，要了解自己的歷史和電影藝術，這個應該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很重要的責任、首要職務。

有這個機會進入國家電影資料館服務，然後我看到當時的典藏，自己國家的電影竟然非常少，這就是驗證了我當時的感覺和隱憂。就是說我們要談了解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電影藝術，希望有一天能創造自己本土的電影美學，但是我們沒有資料，沒有人整理歷史，這個東西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如果要建立自己的美學觀，要找到自己民族的電影美學，一定要開始整理自己的影片，整理自己的電影歷史。所以這是一個最關鍵的動力。那又看到了當時社會逐漸地引進西方電影的管道逐漸多了，我覺得這個時候應該把資料館的導向趕快回歸到自己的文化基礎上：要整理自己的影片。

當時也會有一些阻力，尤其是我們自己的同仁也好、還有跟著電影資料館成長有一批好朋友，大家都覺得有一些依依不捨，因為金馬國際觀摩影展當時是可以說是炙手可熱，而且是整個文化界、電影界的一個亮點。所以說每年在辦金馬國際觀摩影展的時候，賣票陷入一種瘋狂的狀態，資料館自己館裡要售票的時候，那時候是連夜排隊，而且盛況空前。

那些排隊人潮是繞著青島東路大樓（國家電影資料館位置）繞著好幾圈，就為了要去上樓買票!但是在那個狀態下，我覺得必須要做一個選擇，因為電影資料館的資源太有限。以我們當時館裡的財務、人力，都非常有限，你要做那麼多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必須排出一個優先緩急的次序。我認為整理自己本國的電影歷史、保存自己的文化資產，這個是首要的方向。所以，把這些在引進國外的電影思潮也好，或者研究國外的電影藝術也好，我覺得可以交給別人了。

當時除了自己的館員，還有我們的好朋友有一點不解與不捨之外，其實也都皆大歡喜。因為我們畢竟還是放棄了一個有利的東西，那麼把這個東西交給了金馬獎的執委會，他們也很高興，也就是說各取所需了嘛!金馬影展因為他的角度是推廣電影，是能夠彰顯電影在社會的能見度。我們呢，是保存文化資產，在這個狀況下交接，完成了我們階段性的使命和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