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世界華文大衆傳播媒體協會會員

綜合快訊
【專家問策】“創新國際傳播 講好中國故事”研討會
來源 :中國新聞網 | 記者 :曹淼欣 周馳 田博群 李霈韻 | 時間 :2023-10-10 | 201 瀏覽 : | 分享到:

【專家問策】“創新國際傳播 講好中國故事”研討會



9月21日,由中國新聞社主辦、中國新聞網承辦的“創新國際傳播,講好中國故事”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來自政府部門、國內外媒體、高校智庫的各界人士齊聚一堂,為國際傳播理論與實踐創新破局問策。


(一) 人民日報海外版副總編輯李舫:讓人工智慧賦能國際傳播

 

人民日報海外版副總編輯 李舫 中新網記者 李霈韻 攝


  當前國際傳播範式面臨人工智慧技術帶來的巨大衝擊和巨大變化,比如傳播主體更加多元化,資訊示範現象加劇,資訊內容更加豐富,圖像表現更加明顯,受眾定位逐步精確,資訊內容個性化生產,還有傳播能力體系變革,技術占比持續上升等。

  在商業化演算法推薦機制作用下,有利於特定相關利益主題的內容更利於推薦,不利資訊無法獲得流量扶持。因此,在國際傳播領域,演算法霸權將會導致社交媒體極具把關人的權力,主導國際傳播的議程設置。

  如何應對人工智慧?如何讓人工智慧技術賦能國際傳播?在李舫看來,人工智慧技術帶來國際傳播形勢的變化,需要及時調整傳播策略。

  首先,深化人工智慧技術的應用,推進優質國際傳播內容生產,善於演算法、觸達受眾,建設跨國、跨文化數字平台,影響國際傳播的話域、場域,同時加強人工智慧內容生產治理,提升人工智慧主體識別技術,增進多媒體內容鑒別水準,培養公共人工智慧素養,清朗國際傳播內容格局。

  第二,推動國際傳播資源配置與運行系統從全面鋪開走向精准傳播,從內外有別到內外協同,從“走出去”到“走進去”,從一元主體到多元主體轉變,充分借助物件國的傳播資源,一方面深耕數位媒體,將數位媒體輿論評估與演算法相融合,推動中國更多社交媒體平台“出海”“出圈”。另一方面深化多領域的交流合作,中國媒體可以通過投資、入股等形式進入西方媒體現有的平台和管道開展對外傳播。

  第三,優化國際傳播內容,提高國際傳播藝術,提升國際傳播品質。深入捕捉海外受眾所思所想,興趣愛好,用新穎的話術改造內容,用新技術包裝內容,讓海外受眾聽得懂、聽得進、願意聽,更好地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區域化表達和分眾化表達,增強國際傳播的親和力和實效性。

  第四,建立國家智庫,打造國家形象和輿情研究方面的品牌,通過多元主體協同創新,不斷與全球化智庫,國際組織機構開展合作交流,借助機制性論壇和會議影響他國受眾,為國家戰略決策提供支撐。

  李舫說,如何講好新時代的中國故事,傳播好新時代的中國聲音,讓全世界都看到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讀懂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需要每個人都參與其中,肩負使命和責任。


 

(二) 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王志:精準有效的國際傳播需“一題一策”

 

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 王志教授 李太源攝


  當今時代,大國博弈加劇帶來輿論格局變化,人工智慧等新技術帶來輿論生態變化,國際傳播面臨新形勢。如何準確把握當前國際傳播的“時與勢”成為重要課題。

  要加強國際傳播多元主體的統籌協調、重點議題的攻堅突破、人才梯隊的儲備蓄能以及話語體系的整合創新。國際傳播不是某幾家媒體的事,是整個國家的大事。要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傳播體系,打破政府、企業、智庫、媒體、公眾之間的區隔,促進多元主體之間的有效溝通與聯動,形成官方和民間、海內和海外的國際傳播“大合唱”“交響樂”。

  在他看來,隨著中國與世界的深入融合,在國際輿論場上,美西方針對中國的議題設置也變得越來越具象,從政治領域滲透到經貿、文化、科技、氣候、民族、宗教等多領域。“新時期,精準有效的國際傳播途徑需要‘一國一策’精細化策略,也需要‘一題一策’的定制化策略”。

  王志以中央民族大學為例,表示將繼續發揮自身優勢,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提高國際傳播能力相結合,強化民族事務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希望更緊密地與主流媒體、智庫機構一道,加強國際傳播熱點、難點問題的專題研究,一方面強化重點議題聯合攻關,提高輿情預警能力和傳播反制能力;另一方面在學理支撐,人才孵化,對外交流方面合作建立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的長效機制。

  “高校是國際傳播的重要參與主體,高校開展國際傳播不僅有人才、專業等智力優勢,也有中外青年交往、國際學術交流等平台優勢,還有國際合作網路、專家學者人脈等管道優勢。”王志說。

  提高國際傳播能力,需要加強人才梯隊的儲備蓄能。王志建議,大學教育既要注重培養“通才”,強化新聞傳播、資訊技術、語言能力、歷史文化、國際關係等多學科聯動,培養既熟悉國際傳播規律,也掌握國際傳播技能的複合型人才;更要注重培養“專才”,進一步細分領域,在經貿金融、氣候環境、民族宗教、人工智慧等重點議題和前沿領域,術業專攻,因材施教,挖掘和培養既懂專業又會傳播,內知國情、外曉世界、融通中外的專家型人才。

  數字時代,全球文化眾聲喧嘩,如何進一步把握話語主動權,在國際傳播中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王志認為,國際傳播的目標應該是打破隔絕、理解差異、傳遞價值,在雙方的文化中尋找交匯點。

  王志表示,大學在進行國際傳播時,要充分考慮不同受眾的接受習慣,在構建對外傳播話語體系上下功夫,探索將大資料和人工智慧等新技術,運用在新聞採集、生產、分發、接收、回饋中,提升國際傳播的準確率和資訊傳播效率。

  他建議,精心謀劃傳播議題,結合世界動態、國際熱點、共性難題等在不同語境下均可產生共鳴的話題講故事、講事實、講情感、講道理,以此激發受眾熱情,深入傳遞核心價值,使故事更多為國際社會和海外受眾所認同。

  “我們有本事做好中國的事情,更應該有能力講好中國故事,做好新時期的國際傳播工作。今天站在這裡和大家面對面,我很誠懇地跟大家說,心連心,未來我們將共同站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的戰線上、舞臺上。”王志說。(編輯:周馳)


 

(三) 程曼麗:話語權爭奪成為新時期國際競爭的焦點

 

北京大學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 程曼麗。 中新網記者 李霈韻攝


  目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新興國家崛起,大國博弈加劇,反全球化浪潮抬頭,由此帶來國際關係、國際輿論格局的變化,使得國際傳播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首先是新興國家在國際傳播中崛起。“發展中國家一直在尋求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在這個過程中,發展中國家也從來沒有放棄建立世界新聞傳播新秩序。發展中國家的種種努力是為了打破西方大國在資訊傳播領域中一統天下的格局,形成輿論突圍,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雖然和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輿論場上依然處於弱勢,但作為一種新興力量,它的作用和影響是不可低估的。”程曼麗表示。

  其次,話語權的爭奪成為國際競爭的焦點。程曼麗談道,當今世界正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種矛盾交替出現,不斷升級。發達國家希望通過維護原有舊規則以及制定新規則,持續鞏固於己有利的話語體系,新興發展中國家力求通過對既有規則的改造和宣導新規則,建立有利於自身的話語權和更加公平合理的話語體系。

  “由於西方大國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依然居於主導地位,他們的話語霸權不會輕易被撼動,新興發展中國家進行話語權爭奪必將經歷漫長和曲折的過程。”程曼麗表示。

  傳播主體聯動協同,形成輿論強勢,也是國際傳播的新特點之一。最近這些年,西方媒體增強了普遍協同意識,尤其是美國國家戰略協同體系的建立。程曼麗指出,美國政府圍繞著領土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和意識形態安全來全面調整國家安全性原則,在資訊傳播方面,重點強調內外傳播的系統集成,建立起由總統負責,國家安全委員會統籌,外交、國防、軍隊、媒體、情報機構組成的協同聯動機制,這就是戰略傳播體系。

  最後,新媒體的發展加速輿論格局變化。“傳統媒體時代,國際輿論格局基本上處於固化狀態。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形成了‘傳統媒體+新媒體’的輿論生成機制,其中新媒體的作用更加突出,線民只要個人在場、知情,就可以把事件的過程和細節迅速地披露出來,線民資訊的互相補充,更有助於追溯事件原委,還原事件真相。”程曼麗表示,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資訊壟斷格局,使單向傳播和單方面的輿論操弄不再奏效。

  “國際關係格局的變化以及傳播科技的發展,必然使國際傳播呈現出新的特徵,發生新的變化。目前,中國5G技術領先世界,新技術必將為國際傳播帶來全新的資訊採集、處理和分發方式,並且支援更具沉浸感的下一代應用和服務,必將在技術應用上為我國國際傳播開創新的局面。”程曼麗說。(編輯:曹淼欣)


 

(四)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周慶安:以文明敘事構建理解橋樑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周慶安。 中新網記者 李霈韻攝


  文明對話需要構建積極場景,包括共同的歷史場景、發展場景以及挑戰場景。他說,當我們看到絲綢之路中,當羅馬遇上西安,三星堆遇上古希臘的遺址,形成的共同歷史場景就使得文明對話能夠更加積極進行。當雲南的大象往北遷徙,和亞馬遜叢林中的生物多樣性開始越來越受到全世界關注時,發展場景就以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體現出來。

  近些年來,風險敘事越來越受到關注。在社交媒體時代,每個人的風險感知能力都在不斷地擴大。如果把歷史場景認為是基於過去構建出來的積極對話,把發展場景理解為基於當代構建出來的積極對話,共同的挑戰場景則是基於未來構建出來的共同場景。

  “有了積極的場景之後,下一個話題是有效的話語。”周慶安指出,文明之間的對話可以有衝擊,但不是衝突,二者區別在於利益。他表示,當衝擊變成利益格局的變化時,就會帶來衝突。

  他還提到,文明對話是存在差異而非差距。差異和差距之間的核心關鍵字是方向。“連續的文明形態可能是全球文明形態中間的一種,或許一些其他的文明形態因為內在或外來的原因,曾經受到過中斷,但又進入新的融合場景當中,這是差異而不是差距。”

  周慶安指出,文明和文明之間要構建出有效的話語體系,還在於要理解先行而非先進。對於先行者來說,帶來更多的是體驗,是應對挑戰的路徑、方案和可能性,而不是因為先行所以來制定這個社會和這個世界的標準。因此,先行而非先進的關鍵字是標準。

  “如果我們看到利益,我們看到方向,我們看到標準,我們就會意識到,要構建文明理解的積極內容,一定要盡可能地推動國際傳播過程當中,更多以案例分享,挑戰分享和風險分享的方式來表達其中的內容。”他說。

  在周慶安看來,“講好中國故事”這六個字有豐富的國際理論以及非常艱巨的國際傳播實踐。什麼是講何以中國?什麼叫故事?是講好的中國故事還是講好所有的中國故事?他表示,把“講好中國故事”六個字拆解出來有很多內容,而主流媒體是重要的拆解者。

  周慶安提到,在國際傳播當中,尤其在文明交流對話當中,主流媒體應該是專業的、被認可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

  他指出,中國媒體在全球化傳播當中,逐漸從做機構的做法轉變為做平的做法。讓平作為講好中國故事有影響力的選手,勢必要更多接納來自全球所有關注中國、關心中國,喜愛和支持中國的表達者在這樣的平上構建完整的內容。當中,文明的敘事和對場景的積極構建就顯得非常重要。(編輯:田博群)


 

(五) 李沁:國際傳播應該是全球的,沉浸的,融合的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傳播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李沁 中新網記者 李霈韻 攝


  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的依存度加深了,同時矛盾也在加深,在這樣一個二元性的歷史情境當中,加上數字智慧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推動了整個國際傳播敘事範式的轉向。

  在“國際傳播的道與策”主題研討中,李沁指出,目前,國際傳播強調的是物理上的國際間交往,我們立上很多碑、列上很多號,但互聯網帶來了物理邊界的消失,挑戰國際傳播的傳統概念。

  當前,我國正處於國際間的摩擦和衝突之中,在這一歷史節點上,國際傳播面臨著怎樣的狀況?我們要怎樣做?

  基於當前國際傳播的形勢,李沁指出,敘事不應該內外有別,做宣傳不應該分外宣和內宣。“放在國內網站上的內容,國外就看不到嗎?現在內外宣的壁壘、邊界越來越模糊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寫的任何東西其實都是面向全球的,世界真的已經是一個‘地球村’了”。因此,國際傳播的敘事必須是內外融合的。

  總體來說,國際傳播就是跨越時空的資訊搬遷和文化交流。當前,國際資訊流開始發生轉變,李沁認為,這是通過大量第三世界國家的努力沒有實現的,但技術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這一點。

  李沁認為,互聯網是去中心化的。傳播技術和模式的變革帶來國際傳播的轉向,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國際傳播中來,任何人在手機上說一句話、發一條內容都會影響整個全球傳播生態。因此,我們要提升全民的國際傳播素養。

  李沁還表示,現在所有的人都叫生產消費者,我既生產也消費,我既是參與者,讀新聞也製造新聞,“我提出一個沉浸新聞的概念,就是我們進行新聞狂歡性的合作”。

  李沁總結認為,文明的互鑒,文明的交流,這是不可擋的趨勢。因為將來人類必須在一起,因為我們要面對的是AI機器或者外星人,我們必須要形成我們的智慧,很多年前比爾·蓋茨做了一個事情,把科學家支援到一個網路,把最聰明的人連接在一起,也許我們某一天要把所有的大腦連接在一起,對抗最聰明的大腦。(編輯:周馳)


 

(六) 鄭華衛:以筆做槍,利用新聞漫畫做好輿論鬥爭

 

中國新聞漫畫研究會會長 鄭華衛 李太源 攝


  漫畫已成為一種成熟的、國際化的藝術形式,國際主流媒體都非常重視新聞漫畫的應用。漫畫近些年在宣傳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反對浪費、“兩山”理念、反腐倡廉等方面,在全球抗擊新冠疫情等重大歷史時刻,都貢獻了一份自己的力量。

  在鄭華衛看來,漫畫在國際傳播中有語言、傳播、創作三個方面的優勢。

  從語言優勢來看,國際上有很多種語言,每次翻譯都有可能出現傳播折扣,而漫畫本身就是一種國際性語言,不需要翻譯基本上就可以看懂,而且老少鹹宜,擴大了受眾的範圍,起到良好的宣傳作用。

  從傳播優勢來看,現在是新媒體、網路傳播為主的時代,大家都喜歡“短平快”“一圖勝千言”,而且漫畫概括能力很強,可以做一些綜合性的評述。

  從創作優勢來看,漫畫創作不受時間、地點等條件的限制,只需要對事件有深入的瞭解。並且漫畫概括性強,一個好的漫畫作品就是一篇有力的評論性文章,還能直觀地表達很多抽象的社會問題和現象。

  西方“演算法封鎖”當道,加之國際傳播中客觀存在的時空差異、語言差異、思維方式差異、文化背景差異以及意識形態差異等,如何減少國際傳播中的“排異現象”和“文化折扣”?如何用漫畫做好國際傳播,講好中國故事?鄭華衛認為,要堅持“守正創新”。

  他認為,在“守正”方面,要站穩自己的立場,展現大國責任,堅定“四個自信”,引導國際輿論。以我為主利用新聞漫畫做好輿論鬥爭,以筆做槍,有助於突破西方傳播壁壘,達到“一針見血”“一圖勝千言”的效果。

  在“創新”方面,鄭華衛表示,首先是內容上和形式上要創新。內容上,既可以畫國際性的題材,也可以畫民生、體育等題材;形式上,可以是單幅漫畫,也可以是唯美插圖、動畫作品、新媒體平臺的長圖等。

  其次,傳播形式上要創新。“我們逐漸從紙媒和單向傳播向新媒體、全媒體轉變,也可以在國外Twitter、Facebook上,在抖音、微信、微博和電影形式、動畫片形式等進行全媒體、矩陣式傳播。” 鄭華衛說。

  他認為,技術要賦能漫畫創作。現在漫畫創作遇到了很多問題,比如人才問題,很多報社不再設漫畫編輯或漫畫作者,漫畫作者逐漸變成自由職業者,這樣就會有時間上來不及或水準參差不齊的問題。隨著AI技術的發展,可以逐漸利用AI創作作品增強創作的能力。

  鄭華衛還表示,創作方式上也要創新。以前的漫畫創作基本是單兵作戰,現在既可以單兵作戰也可以團隊作戰,比如中國新聞社等主流媒體都在打造國際漫畫的人才和團隊,成立相應的工作室,從原來一個作者+一個編輯,變成一個團隊策劃系列的產品。

  “希望通過創新漫畫傳播方式,提高我們在國際上的傳播效果,增強國際話語權,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鄭華衛說。(編輯:田博群)


 

(七) 薑飛:生活方式美學國際傳播價值潛力巨大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姜飛 中新網記者 李霈韻 攝


  在梳理了中國國際傳播思想、道路、佈局等方面的變遷後,薑飛表示,從宏大敘事到微觀個體,從新聞零售到價值躉售,跨文化傳播已經到了至深、至難之處。全球傳播生態的壓迫,文化心態的突破,產業鏈條的重構,都在指向中外博弈的深水區——制度優勢的博弈,而制度優勢最終落腳就在於生活,生活方式的國際傳播可破局。

  在薑飛看來,生活方式的美學是要把普通人用個體的眼光看到的一種美感,放大為一個群體生活方式的美學。在有生活方式美學推動下的國際傳播中,我們可以重構國外受眾的感覺、知覺和表像。

  “生活方式美學的國際傳播價值,意蘊無窮,潛力巨大。” 薑飛舉例稱,“一對夫妻、一片草坪、兩隻狗、紅酒”是好萊塢電影呈現的生活方式,英式下午茶本來只是用於“下午補充能量”,但在傳播中則成為了英國上層貴族的生活方式的“輻射”。

  如何展現“立體、真實、全面的中國”,樹立“可信、可敬、可愛的中國形象”?薑飛認為,如何建構“美”與你我、大家的更緊密、更真實的關係,將零散的、碎片化的、甚至被無限放大的局部美,集成為系統的、整體的、日用而不知、不覺的美——心意相通、普遍傳達、審美共通感的“生活方式美學”,從而展現“立體、真實、全面的中國”,由此破題,成為國際傳播新的方向。

  “一個高品質發展的中國,需要通過專業化的傳播手段,將那些‘專業化’、‘極致化’的看上去很崇高的美,普通人無論如何也達不到的理想美,借助生活方式的細節以及有機的組合,借助傳播環節和過程予以立體呈現,實現美感的放大,美感的下放,美感的傳遞,借助傳播過程,實現文化傳播的優美致效,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正在進行中。”薑飛說。

  他認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傳播將在生活方式美學的綜合、立體、全面的國際傳播過程中,展現立體、真實、全面的中國形象,在建構可信、可敬、可愛的中國形象方面有重大貢獻。(編輯:田博群)


 

(八) 國際線上總裁范建平:堅持“以終為始”,增強國際傳播實效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國際線上總裁范建平 李太源 攝


  范建平表示,我們在圍繞一個主題開展國際傳播時,首先需要明確“為什麼”,達到什麼目的,而且要不斷問“為什麼”,找到最終目的。“明確了最終目的,才能對傳播與否、傳播什麼、採取什麼形式和方式、傳播物件是誰等問題做出明確的回答,採取恰當的做法。”他說,做國際傳播,需要堅持“以終為始”。

  國際輿論場鬥爭複雜,范建平認為,面對攻擊,有時候適當示弱,反而更容易獲得同情和理解。在他看來,這是“以終為始”理念指導下的策略選擇。“以終為始,從最終目的出發反推傳播內容、傳播物件、方式方法途徑,才能達到目的,實現預期的傳播效果。”

  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無法避開國際傳播中客觀存在的時空差異、語言差異、思維方式差異、文化背景差異以及意識形態差異等。對此,范建平提到,內外有別、外外有別,理念上大家都認同,但在實踐中落實不夠。

  他指出,內外的差別主要體現在選題、內容、立意和敘事四個方面。其中,在選題方面,對內的熱點不等於對外熱點,需要遵循“以終為始”的原則選擇對外選題。在內容上,海外受眾的背景知識有限,不宜一次性傳遞太多資訊,形成自我干擾,需要考慮受眾的基本價值觀,能夠為受眾所接受,減少“排異現象”和“文化折扣”。此外,對於中文內容要做專門的改寫處理,在最終的傳播效果上,改寫重于翻譯。

  范建平還表示,新媒體時代,受眾普遍適應快閱讀、淺閱讀、舒適閱讀,標誌性的標籤、表述易於給受眾留下印象。

  如何增強傳播可信度?范建平認為,要說明白底層邏輯。他舉例稱,“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構建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等,底層邏輯來自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天下大同、唇齒相依、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等理念,是系統思維。

  在范建平看來,不說明白底層邏輯,受眾就很難理解和相信中國是真心希望乃至幫助其他國家一起發展。(編輯:田博群)


 

(九) 國際媒體制作人翠花:用全球化思維和方式講述中國故事

 

國際媒體制作人 翠花 中新網記者 李霈韻 攝


  作為一名十幾年奮戰一線向西方講述中國故事的媒體人,翠花分享了自己對國際傳播的心得。

  談到跨文化交流時,翠花表示,有一個詞語叫“Culture competence”,也就是文化交流能力,我們首先要瞭解他人的文化背景,再與他人進行溝通,這是我們在進行跨文化交流時的基本素養。在跨文化交流裡,我們要學會不用自己的文化背景判斷他人的文化,因為這個世界非常大,很多元化,我們有著很大差異。

  翠花指出,文化是具有語境性的,中國文化是高語境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低語境文化。對此,她舉了一個例子,“我剛來到中國的時候,一個朋友週三跟我說,‘翠花,過兩天我請你吃飯’,週五我心想,‘他怎麼還沒叫我?’”。因此,對於跨文化傳播以及國際傳播,我們要準確地知道觀眾是誰,屬於哪個語境,傳播給西方觀眾的內容不要太複雜、太囉嗦。

  “現在西方人不瞭解現代中國是什麼樣子的,我們缺乏這種關於現代化進程的報導。”翠花認為,我們要加強講述人文現代化進程的故事,並鼓勵年輕人展示他們眼裡的中國文化是什麼樣子的,多讓他們去拍短視頻,用他們的自媒體講述中國的現代化和中國故事。

  翠花表示,中國文化“走出去”是多元的、多層次的,我們要共同完成跨文化傳播。

  首先,提高跨文化的知識素養,不僅在於媒體人,也在於民眾。“遇到西方人、外國遊客,中國人已經非常好客,但對於跨文化交流,是不是應該做基礎的知識普及?”

  其次,“走出去”的同時也要“走進來”,“走出去”包括內容走出去、遊客走出去,外國遊客也要走進來。翠花認為,外國遊客應該是我們很關注的一點,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給他們的同胞展示的中國是最真實的,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宣傳中國,也是我們可以去利用的方式。

  最後,提升傳播的人文感,加強對生活方式的傳播。翠花認為,中國有太多可以拍的題材,我們不缺題材,只需要睜開我們的眼睛。中國人一直處於中國的語境和文化帶裡,覺得不新鮮,但很多東西都是外來人沒有見過的。“中國的生活方式非常吸引我們,我們要立足於生活的點點滴滴。”

  “最後送給大家一句話,Global Mindset,用全球化的思維和方式講述我們的中國故事。”翠花表示。(編輯:田博群)


 

 



  特約網購 > 台灣蝦皮購物商城 
本期廣告贊助